一滴水的声音很容易淹没于社会汪洋，一个沉默群体也容易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失声。现在，一个沉默的群体——“蚁族”，正浮出水面、集体发声。-科士威团队报道
【科士威团队报道】
两年前，青年学者廉思对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集村进行调查，在调查报告里，他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命名为“蚁族”。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默默不语、鲜为人知。而在本期《中国观察》里，廉思将给我们讲述这个群体的失落和彷徨，光荣与梦想。恒信王者国际科士威团队和大家继续关注“蚁族”的生活！
过去，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现在，他们的故事即将开封。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观察》，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短片。（播放图片）。这是在 2009年拍摄的一组照片，在北京市东北旺地区唐家岭村；一群大学生在等车、挤车；这是他们住的地方；还有一些招聘现场；这是他们的街道、几个人合租的房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蚁族”。
昨天《中国青年报》以及其他几个媒体发表了文章，对一些新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聚居情况做了报道，这个报道的源头是起自一本书——《蚁族》。今天我们很高兴把这本书的作者廉思老师请到了现场。
廉思：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蚁族”的代表邓锟。
邓锟：大家好！
搜聚出来的都是少数民族聚居村
主持人：最近两天“蚁族”这个话题很热，特别是廉老师《蚁族》出现之后，引发好多国内、国外媒体讨论。为什么媒体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以前“蚁族”现象也有过，为什么突然这段时间集中爆发？
廉思：这跟很多原因有关。在此之前，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已经显现，这么多大学生聚居在大城市，而且生活得并不特别如意。而这次是通过我们这本书集中的展示出来，其中包括他们表现出来的迷茫，他们的彷徨，也包括他们的坚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本书因为比较真实的反映了80后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状况，所以引起了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主持人：当初你怎么会想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廉思：我最早做这个研究是在2007年。当时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叫《向下的青春》，文章中讲到了一个叫李竞的大学生，他就是现在所说的“蚁族”，当时他就住在唐家岭。我看了文章就很奇怪，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像他这样生活的。
我下过基层，但是李竞他们的情况跟基层又很不一样，我就想想知道怎么会出现这个群体？所以就去唐家岭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唐家岭的实际状况比文章里描述得还要严重一些。
主持人：你是哪年去的？
廉思：2007年9月。那时唐家岭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聚居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研究这个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少有人关注，用百度和Google搜聚居村都是少数民族聚居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主持人：邓锟你当时是毕业了吗？
邓锟：2007年7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我是在7月底到了北京并住进了唐家岭。
主持人：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住进唐家岭的？
邓锟：2007年7月毕业了以后，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在北京找工作，就住在唐家岭，所以我来到北京以后，第一站就是直奔唐家岭。
主持人：大学毕业后你没想过在老家那边发展？
邓锟：我是山西人，但是上大学是在云南，所以想到回北京来闯闯。
唐家岭是一个大工地
主持人： 2007年你刚到唐家岭时是什么感觉？
廉思：我们去实地一看，感觉唐家岭就像是一个大工地，处处都在建房子，当地的村民建着各种房子出租。路上走着的那些年轻人一看就能判断出来是大学生，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
当时我们就觉得唐家岭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还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
主持人：那“蚁族”的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廉思：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最早用的学术名称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名字过长，尽管它很形象，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但是它太长了，不容易传播。
后来我们有一个同学看到一本书——《蚁呓》，那本书是通过描写一个蚂蚁来模仿一个人的奋斗，写一只蚂蚁它的繁衍，它的生息。我觉得里面有些话特别像我们研究的那些大学生群体：我很小，但是请你也不要随意的谈趣我，我也有我的尊严。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用“蚁族”这个名字来概括这个群体，当然使用之前我们也有疑虑，因为历史上没有谁用动物的名字命名过人的群体。我们担心用动物的名字命名人社会接受不接受？能不能认可？现在看来，网友们都高度认可这个概念，而且非常喜欢，对此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蚁族”这个名字非常形象。因为蚂蚁很聪明，但蚂蚁又很弱小，踩一脚就死，但是不重视蚂蚁也会酿成灾害，中国有一句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之后网友们又自发的想到很多跟蚂蚁有关的词，比如创造了“化蚁为蝶，现实如蚁”等等词汇。进过这些演化，“蚁族”这个概念的诠释就更加准确，更加贴切形象了。
聚居村没有带头大哥
主持人：这个名词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廉思：好多网友们觉得这个名字有它的价值，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蚂蚁虽然也是呈聚居的状态，跟这个群体很像，但是蚂蚁也有一些不同点。比如说蚂蚁它在蚁穴的内部分工是很明确的，工蚁、兵蚁还有蚁后。有人问我在聚居村有没有这种形象？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蚂蚁不可能和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完全一样，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完全对应上不可能的，我们起这个名字主要是抓的是共性来描述这个群体。当然肯定是有差别的，共性是主要的，差别是其次。至于里面有没有蚁后？这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要避免这个问题呢？
廉思：我们认为聚居村没有带头大哥的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社会隐患，目前来看也没有这样的蚁后这种形式的人物出现。
主持人：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您出书了（注《蚁族》一书），您可不可以简要概括一下，他们（“蚁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廉思：第一个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受过高等教育。
主持人：像邓锟这样两三年刚刚大学毕业。
廉思：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以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五年以上的只占8%。它还以80后为主，80后占到这个群体的95%以上，基本上80后，所以它是毕业五年内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
他们的平均工资在1956元，这个工资是大大低于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和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的，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是3700多元，是“蚁族”的两倍，所以可以界定他们为低收入群体。
而且“蚁族”家庭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县级市，来自于农村的50%多，县级市的30%多，来自省会和直辖市不到8%。
第三是他们在物理状态下呈现一种聚居的生活状态，以聚居村的形式存在。聚居村因为生活资料比较便宜，交通相对便利，导致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当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时就在城乡结合部形成聚居，我们初步统计显示北京的聚居村有大概10个左右。
整个“蚁族”在北京十几万人。我们调查的是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京这五个城市，我们北部选北京，东部选上海，南部选广州，中部选武汉，西部选西安。我们这本书(《蚁族》)出来以后，全国的媒体还有网友自发掀起了发现“蚁族”，寻找“蚁族” 的活动。我们发现太原有“蚁族”，河南的很多报纸也报道了郑州“蚁族”的生活方法。
主持人：“蚁族”在每个大城市都是存在的。
廉思：好多地级市都有，《焦作日报》也说焦作也有“蚁族”，南京也有，好多中等城市也有“蚁族”。很多年轻朋友说，廉思你认不认同现在有把“蚁族”泛化的理解，（大家觉得）只要是受过高等教育，低收入，在大城市住，漂着就是“蚁族”，你同意吗？我说我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只要时代接受它，认可它，我就接受，主要看时代接受不接受。
主持人：刚才廉思提到了“蚁族”有三个共性的东西：刚毕业三五年，收入偏低，都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县级市，邓锟你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邓锟：对，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属于县里的，在山区，我们家里的信息这些方面会闭塞一些，从那儿出来，都是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县级市这样的地方。
“蚁族”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强大
主持人：我13年前也是“蚁族”，当时就住在清华大学旁边前八家村，我们那会儿也是聚居，但是很快乐。那会儿汽车、房子没有现在这么多。
现在“蚁族”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穷二代，富二代心理上的差距是不是很大？人家生得好，天生就有房子、有车子等等等等，这些对穷二代人精神层面上的打击会不会很大？
廉思：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蚁族”虽然物质上很贫乏，但是精神上确实很强大。他们都很坚持，他们有梦想，他们对未来有非常美好的憧憬。
说实话，现在要在这个社会成功可能不是很容易，有很多因素。但是他们毕竟坚守着自己的梦想，而且在为这个梦想一步一步在努力着，所以这也让我们的调研员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的调研员有时候是带着一种拯救弱者的心态去聚居村的，原来我们想可能会过得很苦，结果发现“蚁族”朋友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主持人：（调研员）是不是需要平视的状态跟你们交流或者对待你们？
邓锟：对，刚开始采访我们的很多人都是在校学生，所以我们可能把他们看作弟弟妹妹或者是作为一个朋友。
廉思：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蚁族”跟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我们的研究顺利进行。我带的团队全部是80后，虽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但是大家都能聊到一起来，而且越聊越开心。
那个时候我们的调研员跟邓锟一起住，一块儿聊天，一块儿做饭，一块儿买菜，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主持人：就像自己的同学和哥儿们一样。现在随着关注度提高，你希不希望一些人带着优越感跟你们采访和交流？或者说这对你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种刺激？
邓锟：我觉得一个人他做出的一个选择可能更多的是要自己去努力。条件好的人也有很多，我们不能跟他们攀比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认同的一点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自己以后的命运，这样可能是最关键的。
政府关注让“蚁族”们很担心
主持人：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廉老师，通过你这两三年跟 “蚁族”接触，他们会不会对外界的刺激，特别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反应强烈呢？
廉思：这个我们一直也在反思，包括我的研究团队，我们也在反思。如果做第二本《蚁族》的话，我们主要是批评自己，我们在研究中有一些东西确实要反思。比如说我招募的这些研究员好多都是北大和人大的学生，他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视角是不是正确？他们是不是太多太多从上往下看的这种东西？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廉思，我们应该感谢你呢还是应该埋怨你？现在去唐家岭的媒体很多，政府也开始大量关注唐家岭，说要给唐家岭修路，建白领公寓，（这让）“蚁族”们很担心。
主持人：担心什么？
廉思：担心他们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唐家岭的房价也要涨了。政府一开始投资修路，盖房子，一整治，房价肯定要涨。因为环境好了，相对房价就高一些，这几万人又要被迫搬到离北京更远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也很困惑。我都很难说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我自己也在好好反省。
主持人：应该是一个好事，起码媒体关注了，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对待，这个问题能引起重视就很好。但是其他报道说，除了房价之外，聚居村还有其它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收保护费？邓锟你有没有这样经历？
邓锟：其实在唐家岭的治安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
可能唯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他们收取水费。水费是应该收的，只是他们的方式方法不是很恰当，或者说会有一定的歧视在里面。
主持人：什么水费？
邓锟：每个月（外来人员）要交10块钱的水费。
廉思：每个月收的时间并不固定，这个月10号，下个月可能15号，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调查）的时候，他们以为我们是记者，把我们的相机全部都没收了，他自己可能也觉得在程序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上可能有欠妥的地方。他们很聪明，几条街的票（注：外来人员的水费票）印得都不一样。
邓锟：票印的都不一样，基本上在各个路口都会有人去收、去查。其实唐家岭并不大，但是很多人在每个路口去收，并不是说你交不交这个钱的问题，而是你感觉你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些人，都会管你要水票。
廉思：好多人对这个有意见，有人因为不交也被打，我们在调研中也听到过不少。不管你（在唐家岭）住几天，住一天也要收，有的同学可能借宿一天，那也不管，那也必须交。
主持人：就是说“蚁族”在生活过程当中也面临着纷纷扰扰的问题。除了水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邓锟：还有一个关于公共汽车的问题。昨天回唐家岭的时候，有一个私人的小巴把公交车堵在后面，因为它（小巴）没有拉到人，它就堵在那里，直到到最后看没有人上他们（小巴司机）的车以后，他们才走，大家又开始上正规的公交车。
公交站有四个人，专门负责推人
主持人：从照片上看，你们每天的公交会很挤，是公交线路少吗？
邓锟：主要是路的问题，可能是路的宽窄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会占路、占地，这样就导致公交车过来的时候，如果要是两辆车错开的时候稍微时间长一点，就开始堵起来了。基本上很容易堵车，每天下班的时候都会遇到堵车的问题。
廉思：唐家岭实际上就是一个双向两车道，一个进，一个出，很窄。公车太多了。我们去唐家岭调研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廉思你要是不挤几次公车，你就不叫来过唐家岭，你没有感受过我们的生活。
邓锟他们要是想早点上班，5点多钟就得起床，因为人太多，挤不上去。这里公交站有四个人，专门负责推人的，关不上门，就给你推进去。交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般他们要到西直门地铁站怎么着都得一个小时。
邓锟：如果要是不堵车的话可能快一点。主要是唐家岭从南站到北站过一条街，最怕的是这一段堵车，只要这一段堵车，你的时间没有办法计算。
一般人他们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要是坐地铁，他们的时间可以自己计算，大概可能预留出来。而我们出唐家岭的这段时间是不可预测的。
“蚁族”就业难跟扩招有联系
主持人：廉思通过你调查，“蚁族”聚居村一般的就业率高吗？
廉思：不高，在“蚁族”中调查，失业的比例将近20%，有五分之一是没有工作的。
主持人：那五分之四找到的是什么工作？
廉思：电子器材营销、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都是门槛低的工作。“蚁族”都是在频繁换工作。一般像我们换工作比较慎重，我换工作肯定要好好考虑，找一个职业更好的或者是前景更好的，但是“蚁族”他们经常在换工作。他们一年可能要换几次，有的换几次，这次是1900元（月薪），下次1800元，下次又1900元，再下次是1700元。
“蚁族”也迫切的需要职业培训。我们问卷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高等教育社会是否给你带来了知识技能的提高或者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选择的（答案）是：高等教育给我带来了文凭，就是一张纸。
主持人：这些人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一个拷问，这些二三流学校出来的学生就不是国家的栋梁吗？你们跟教育机构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廉思：我们原来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调研中也有北大、清华、人大的，里面的调研员，211工程（注：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学校占到10%，90%是非211工程大学毕业的。
我们关于聚居村的调查时2009年，调研结果显示“蚁族”以毕业5年的大学生为主，2009 年往前推5年是2003年，1999年我们国家大学实现扩招，2003年正好是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第一批扩招的时候，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不太好找工作，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自己的师兄师姐说你住在哪儿，然后说住在唐家岭。2005年（聚居）已经有一定的规模，20007年我去唐家岭规模更大了，现在更严重。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蚁族”的就业状况和劳动保障的状况更加严峻。这跟教育扩招可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里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就业已经市场化了，但是你的招生还是按照计划的模式在招生。
有很多人质问“蚁族”，说你不想回老家吗？你为什么在北京？回老家可能更有天地。那“蚁族”他们说，廉思我学国际关系的，我学国际贸易的，我学电子编程，我学文化管理的，我回农村干什么？我觉得自己连一个做农民的能力都没有，很尴尬的。
我曾经去德国考察就发现德国的职业教育做得非常好，一个技工在社会受尊重的程度比本科生还高。
主持人：德国教育是一种应用式教育，我也去过戴尔公司，他需要这个技术工人在那里开一个班，三天之后这个班都接过来了。像邓锟这样就不需要来北京了。
廉思：其实现在中国最缺的是技术工人。高中生好转型，高中生可以有职业教育、中专、大专，如果把这些高中生都培养成本科生（就不可行）。因为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本科生做的，最近英国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英国政府想把英国所有的护士，他们原来规定护士都是大专学历，想提高成本科，结果遭到了英国社会的一致反对。
主持人：原因是什么呢？
廉思：因为护士没有必要是本科学历，他不是医生，不是大夫，只是护理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需要本科生，（相比之下）高中生更好转型。而且（大学）在专业设置上有问题，你设置的这些专业没有做过市场研究，到底招多少人，能不能招，招了之后去哪儿，不是根据市场来的，而是拍脑袋想。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的二三等大学往往招生的时候只想到招生，对于我们就业问题的思考比较少或者是没有想到更好的出路。
邓锟你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当然想报清华、北大，但是你考上的学校也不是很差，你到这个时候，想没有想到当初会是这个结果呢？上大学是什么感觉呢？
邓锟：当时上大学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
主持人：你读的什么专业？
邓锟：生物医学工程。但是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它的要求程度很高。因为我们学的是电子信息类，一般要做技术工程师之类的，如果要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的话，要求的一般来说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首先有一个学历的标准，你没有这个门槛，他们一般是不会叫你去面试的。
我倒是很有幸，2007年去了美国GE公司，当时因为真的很缺人，叫我去面试，但是很遗憾我没有面试上。出来的时候我就比较沮丧，后来在一家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仪器的操作员是专科学校，是上海医疗器械的专科学校毕业的，但是他可以去操作那个机器或者说他知道怎么样去操作，但是那个机器，我只是见过而已或者只是听说过而已，我对于能力上，真正的技能方面，我的确跟他（那个专科生）相差得特别多。虽然他是专科生，而我是本科生。
主持人：你还倒不如他。
邓锟：最后只能是他做技术员，我做市场。
主持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一个好的机会。文凭这个门槛导致你没有这个机会？
邓锟：因为我们电子信息类做操作性的一些东西，实际动手能力可能要比你的文凭更为重要。
主持人：那你这个公司前提要设置一个文凭。
邓锟：对。
主持人：这导致好多人被拒之门外。
邓锟：也有一些是这样的。在找工作的时候，开始我的选择方向基本上都是跟专业相关的一些方向。但我发现这些工作不是很好找或者是做不了的时候，就只能是把标准相对来说降低一些，就扩大到相关行业。可能想着销售可能也能做一做。
主持人：是被逼无奈的吗？一开始还坚持自己的专业，后来涉及到生活，要交房子，所以你要做销售。
邓锟：因为我是学技术的。
主持人：那你现在找到的工作是什么？
邓锟：我现在还在找。因为之前我的经历可能跟一般的找工作的人可能还不太一样，我在2008 年的时候跟朋友在云南做了一家公司，现在在北京找工作可能主要是要负责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费，因为是自己办的公司，可能资金方面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就需要我自己去打工赚我自己的生活费，可能还需要再帮云南公司那边还会去谈一些项目。所以比较麻烦，很折腾。
廉思：刚才邓锟说的我也很有感触，我们在问卷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你认为高等教育缺失什么”？很多我们的受访者提到了“实用性技能”，缺“待人处事”的这些东西，社会上的交往能力他们也感觉很缺失，他们也迫切的需要在职的一些培训。
而且你会发现，工作几年以后他们有一个瓶颈期，老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跳，1800元、1700元，又是1800元，他有一个瓶颈过不去。
主持人：你认为应该怎么才能提高呢？
廉思：我们认为政府有一些要做的。像农民工政府实际上给了一些培训的条件和机会，这些大学毕业生应该给他们一些在职教育，因为他们在社会上，他们更知道自己缺什么。
本身高等教育也有问题，在学校里教课的很多老师，他本身的实用技能可能就不强，而他教的又是实用技能很强的学科。
主持人：就像邓锟一样。
廉思：像有的学新闻学，好多新闻学院的教授写东西可能都不如有的记者，新闻学很需要实践，你只有理论是不行的，高等教育本身也有问题。他们到了社会上以后，可以给他们搞一些在职培训，让他们更好的提高，包括英语，包括各方面的技能都是可以的。
“蚁族”问题涉及到成千万上亿的人
主持人：给咱们这些培训机会和实践机会之后，他们知道哪里缺的补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蚁族”的问题，北京有10万人。
廉思：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调研，估计数据马上就会出来。因为现在各个地方都报出来，包括地级市都有。
主持人：比以前庞大得多。
廉思：“蚁族”不光是几百万人，有的网友说那也不多，比农民工还少，但是“蚁族”在大城市过得再苦，在家里也是一个宝，一个“蚁族”不是几百万人，而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一个“蚁族”涉及到的人是成千万上亿的人。
主持人：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蚁族”的教育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一些管理者总结一下。“蚁族”这群人包括邓锟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正是一个青春壮年期，他们找女朋友都没有隐私了，好多人聚居在一起，过二人世界的事很难办了，这种情况是很多吗？
廉思：小月河的聚居形态是一个宿舍的形态，一个宿舍有7、8个人，其中有一对是情侣，也影响自己的生活，也干扰了别人的生活，比较尴尬。有的时候说实话，生理的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最底层的，你要是处理不好更不要谈高层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了。这个问题也得影响，因为“蚁族”毕竟是20多岁的年轻人，跟其他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很多情况不一样，下岗职工是50、60岁，在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对于“蚁族”更多的是希望，对于下岗职工更多的是养老，处理方式也有不同。
主持人：基本需求，我生存之后还有生理需求，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本身一个大学同学，我老家是长春的，他由于长相上有一定的缺陷，毕业一年之后，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女朋友也没有，这样产生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上有点偏激，结果有一点他在一个网吧就跟人争吵了，结果他把人给杀了，结果现在这个人就失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人的基本需求达不到之后，他可能产生一些社会问题。“蚁族”在一段时间内5年内，如果解决不好，会不会产生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您觉得。
我更关心“蚁族”梦破了会怎么样
廉思：我们想的是这样，我们更关心的是“蚁族”梦破了之后会怎么样，“蚁族”属于穷二代，相对挫折感比较强，我们书里讲到了郑常军的例子，郑常军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他的一个北京的同学已经有车有房了，他还住在小月河这个地方，聚会完了之后北京的同学说了一句话，你要去哪儿，老子带你一程，这句话有点刺激他。唐家岭也是这样，大家都看到路边的别墅、小车相对挫折感比较强，这些需要心理干预，也是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邓锟你跟这些“蚁族”接触比较多一些，这些人的挫折感很普遍吗？
邓锟：是会有一些，我周围倒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可能自己经常找不到工作或者是经常要换工作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茫然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说做什么都提不起他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主持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邓锟：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可能满怀信心而来的，但是接受的是一次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像在唐家岭或者是自己的圈子一般不会很大，一般都是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同学这样的一个圈子。
主持人：唐家岭虽然是一个大聚居区，但是个体的小圈子是比较小的。
邓锟：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自己交流或者是交流不是很多，也有自己一个人来北京闯的，那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每天下班以后只能自己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上上网。
廉思：在邓锟来说他们很不容易的，好多“蚁族”不敢跟家里说自己在北京过的这样。
主持人：这些“蚁族”只是对家里报喜不报忧。
廉思：邓锟不会告诉家里，让家里人很担心的。我们出版这本书有好多80后的父母也在网上留言，打来电话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孩子在北京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很多人以为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人了，他们也不想让孩子回去，因为孩子在北京工作可能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邓锟他们也不想告诉家里人，我们过得很好，不要担心。今年春节我跟他们一块儿过的，实际上他们还是很想家的，有的时候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回家。
主持人：钱不够？
廉思：回家是能回，但是回家了还要给很多钱，给小侄子，小外甥，父母还要给钱，这个钱承担不起。
主持人：邓锟这一代80后大学生，他们好多是一家独子，好多人是单的。你刚才也提过，是娇生惯养的，我也是父母手中的宝，突然之后脱离了父母，他要单飞，他考上大学之后，他是父母的骄傲，他是这个村里的骄傲，甚至是这个县城的骄傲，但是他的父母因为这个在邻居面前很有面子，突然因为现实问题，孩子毕业之后到北京，告诉父母我过得很好，很多东西是自己在承受着，托着父母的这个梦想。
邓锟：就像现在在家里头，一般家里人都会问说，你儿子现在在哪儿，现在工作怎么样，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或者是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家里头那面，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可能就是结婚得也比较多。
主持人：有的同学都有孩子了。
邓锟：大家都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家里人也会经常去问的时候，我们只能是说自己还不错，还挺好。自己努力奋斗，自己来打拼自己的世界。就是这样。
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我只是尚未成功
主持人：这种现象不解决，特别是25到30岁之间的人多一些，这些人是不是好多人没有结婚，同时他也没有真正的有稳定的职业，是这样吗？
廉思：未婚的比例是很高的，93%都是未婚。其实我们的书里也有这个数据，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的比例达到67%，而全国成人的平均的性生活的频率是一周一次，我们认为包括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东西，而且有些人不跟父母说，朋友也很少，他们通过网络来宣泄。一方面通过网络的宣泄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出气孔，可能避免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他心里很难受，被房东骂了或者是被收水费了，他在网上倾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虚拟世界中的生活并不是很正常，长期依赖于网络也并不好。
主持人：他正常的生活都没有了，像邓锟这样就是在家娶妻生子了，但是他们忍受，基本的性生活都没有了，时间久了，还会有社会问题的。
廉思：对，80后大学生的群体还原他们真实的面貌，原来他们对80后是被搞垮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去年又说80后是汶川一代，坚强的一代。我们要还原80后一个最真实的面貌，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也不是像你们夸得像花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苦还在聚居村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有梦。在小月河他们最崇拜的是王宝强，我也跟他们说，王宝强跟你们其实不是一类人，因为王宝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最早在北影厂门口当群众演员后来成功了，为什么觉得跟王宝强之间有共鸣，因为王宝强成功了。当王宝强要出书讲小月河的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去买，要去看。他们对于成功和未来的那种渴望也是我们深刻体会到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邓锟也提到14页，你怎么说的那句话？
邓锟：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我只是尚未成功。
主持人：应该怎么看待80后这个问题。30年前，我记得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好多人没有出生，我也刚出生没多久，潘晓在《中国青年》发表《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你们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邓锟：对于这个来说，我认为是这样，自己的选择，尽管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们在心理上或者是在思想上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进入社会的话，毕竟和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一段时间来慢慢自己在思想上要成熟起来。而自己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把它相应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你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你要自己做好准备去为之奋斗，而不能说是去逃避。因为所谓的说是路越走越窄，应该说你越来越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主持人：目标更明确了。
邓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理解。因为越往后的话，大家都是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自己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在唐家岭或者是像我们这一代的人，现在自己选择北京或者是自己选择在这里奋斗的时候，可能自己还并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当自己成熟起来以后，可能自己明确自己的目标，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以后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廉思：像邓锟说的我也很有感触，因为跟我们接触的也有很多“蚁族”也有这种声音，《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明年正好是潘晓30年，潘晓在1980年，明年是2010年，最早潘晓发出这个呼号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初，刚刚开始，实际上潘晓当时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当时毛主席确立了一种价值观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改革开放刚一开始的时候，当时他说“时代在前进，可是我感受不到它的有力的臂膀，人们都说世界上有伟大的誓言，我也触摸不到”。
潘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人人为自己，这个社会才能发展”。我都为了自己好，这样社会自然就好了，大家都好就好了，它得出来的是利己的价值观，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包括现在重新呼吁承担社会责任。我相信到2010年，改革开放应该带给当代青年更多的东西。
30年前潘晓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该怎么考虑自己的前途。30年后，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向当代的青年更好的反思自己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己该怎么走以后的路。因为很难想象在30年前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的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会掀起了中国几千万青年的大讨论，《中国青年》当时收到了几千万人参加了讨论，号称中国当代青年的第一次思想洗礼，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让大家更好的思考自己，反思自己。
王宝强给城市边缘的大学生点燃了一盏灯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潘晓可能在80年给青年点了一盏灯，同时通过“蚁族”，通过王宝强给我们好多现在在各大城市边缘的一些大学生点燃了一盏灯。我是73年出生的，我是九几年毕业的，当时我们刚毕业也是跟你们一样，遇到很多问题和彷徨，虽然没有你们现在压力更大一些，当时也是奔着未来一定会好的，我们坚持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的问题，这群大学生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那会儿我们在家都是几个孩子，有一个团队。
廉思：那会儿大学生也值钱。
主持人：这群人将来他们怎么办。就像《中国青年》那篇文章《青春向下》，我觉得心应该向上。这群人怎么树立他们的未来？
廉思：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社会上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平等的机会。本身出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因素，可能你无法选择你的家庭，无法选择你的相貌，无法选择你出生时候的财富。社会应该给予公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不应该被任何一种人或者是力量剥夺，所以社会创造的是公平竞争的一种机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中国新闻周刊》的篇首语，“大学毕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形态逐渐浮现，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他觉得自己有奔头，能流动，尽管我穷，但是我们有目标，而且这是能看得到的目标，而且能实现，而且里面有人能实现了，摸得到的力量。他是可以摸得着的，可以看得到的。”里面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群体还有对社会来说这都是好的。
主持人：社会还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邓锟你觉得从你就业，你希望社会给你们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邓锟：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更看重一些能力或者是给一个可以实践的平台，这样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一纸文凭就被拒之门外或者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主持人：不能单看文凭，要看个体发挥的能力。
邓锟：因为现在是存在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现在找工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在筛选简历的时候，据我的了解，他有一些像人事部门他们去筛选简历的时候看学校，看文凭，他有一个时间截止，我只要前面几封，后面我就不看。
这样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大家会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希望，不会说给自己定位定得稍微低一点或者是找一些一般只是一个要吃饭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职场规划，只不过是自己要实施起来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廉老师第二本书可能要马上开始了，大概时间是多长时间？
廉思：我们想第二本书是明年春节后，第二本书，一个是好好要思考，一个是我们要吸引一些普通学校的学生来参加，可能他们的视角更平实更不一样，看到他们的问题可能更有亲和力，包括他们的视角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也会把有一些网友包括社会上对我们正面的理解和负面的都会列上，我们想通过这些意见的碰撞也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大家对一个概念是褒是贬，是支持还是反对，也同样体现出这个社会主流的东西，到底社会对这个现象怎么认识，我们也收录进来。我们还想做其他城市的，我们正在做上海的，其他城市的踩点工作已经完成了，基本确定了聚居村的方位，有的城市调研员已经选好，下一步我们发放问卷做深访。还有很多网友说开设一些“蚁族”公社的网站，做一些“蚁族”的口述史，这些问题都会流传下来，毕竟积攒了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的青春和喜怒哀乐。
主持人：现在多少人给你调研，调研也需要资金的。调研有人支持吗？
廉思：原来没有人支持，但是现在我申请了国家课题，几万块钱，一共花了将近12万块钱，北大资助了三万，后来自己垫了4万块钱，一共是12万，现在宽裕一些了，因为有国家项目的资助，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动力了也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一种肯定。
主持人：那你这个调研包括“蚁族”现在越来越大，有关部门找你或者是重视这个问题吗？
廉思：因为我们做这个书之前，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有些问题进行立法调研工作。比如说像唐家岭一些农民盖房子，比如说四层楼，比如说看旁边盖了八层，想加盖四层，不是把四层推了，想在上面再盖四层，变成八层，农民的好多廉租房的制度汇集不到这个群体，因为廉租房是有户口的，好多政策方面的调整，包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已经开始立法在调研工作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应该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蚁族”的故事全部是原生态的
主持人：现在有网友质疑，你们“蚁族”是不是把聚居村这一帮大学生的苦难放大，而钱说少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是很原生态的反映还是？
廉思：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原生态的，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不一样，因为也有人说这是人生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苦的过程。本身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也希望一个苦的过程当中少一点，一个方面是苦后能够尝到甜。很多人说廉思你这里面是不是写得报告文学，里面好多人都是做过传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到什么程度？原来这个文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真的，非常真实，我们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感动很多人，并不是我们课题组写得好，当然我派去的课题组可能文笔也不错，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而是故事本身就很感人，很多“蚁族”有更好的故事，但是因为篇幅所限不能都收录进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就在“蚁族”中发生。
主持人：您看这个《蚁族》是真实反映了你们的情况了吗？
邓锟：我觉得这本书是真实的，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把采访我们的记者作为一个倾诉者，我们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是最真实的一些事实去说出来。比如说类似于传销这样的，可能在别人看来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经历，自己被人骗过的经历。
主持人：这个还是很真实的反映了你们现在的情况。
邓锟：只是我们像廉老师说的，我们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真的很强大，因为我们很坚强，我们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梦想，并且是一直在努力去做。
主持人：今天用邓锟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们还有目标，我们继续努力去做”。
今天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请了廉思谈了“蚁族”目前的现状以及它下一步的打算以及邓锟谈的目标还是存在的。不是说我们青春是迷茫的，我们的青春是有方向的，只不过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我们的“蚁族”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大家都好起来。
过去，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现在，他们的故事即将开封。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观察》，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短片。（播放图片）。这是在 2009年拍摄的一组照片，在北京市东北旺地区唐家岭村；一群大学生在等车、挤车；这是他们住的地方；还有一些招聘现场；这是他们的街道、几个人合租的房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蚁族”。
昨天《中国青年报》以及其他几个媒体发表了文章，对一些新毕业的低收入大学生聚居情况做了报道，这个报道的源头是起自一本书——《蚁族》。今天我们很高兴把这本书的作者廉思老师请到了现场。
廉思：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蚁族”的代表邓锟。
邓锟：大家好！
搜聚出来的都是少数民族聚居村
主持人：最近两天“蚁族”这个话题很热，特别是廉老师《蚁族》出现之后，引发好多国内、国外媒体讨论。为什么媒体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以前“蚁族”现象也有过，为什么突然这段时间集中爆发？
廉思：这跟很多原因有关。在此之前，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已经显现，这么多大学生聚居在大城市，而且生活得并不特别如意。而这次是通过我们这本书集中的展示出来，其中包括他们表现出来的迷茫，他们的彷徨，也包括他们的坚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本书因为比较真实的反映了80后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状况，所以引起了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主持人：当初你怎么会想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廉思：我最早做这个研究是在2007年。当时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叫《向下的青春》，文章中讲到了一个叫李竞的大学生，他就是现在所说的“蚁族”，当时他就住在唐家岭。我看了文章就很奇怪，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像他这样生活的。
我下过基层，但是李竞他们的情况跟基层又很不一样，我就想想知道怎么会出现这个群体？所以就去唐家岭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唐家岭的实际状况比文章里描述得还要严重一些。
主持人：你是哪年去的？
廉思：2007年9月。那时唐家岭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聚居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研究这个问题。当时这个问题少有人关注，用百度和Google搜聚居村都是少数民族聚居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主持人：邓锟你当时是毕业了吗？
邓锟：2007年7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我是在7月底到了北京并住进了唐家岭。
主持人：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住进唐家岭的？
邓锟：2007年7月毕业了以后，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在北京找工作，就住在唐家岭，所以我来到北京以后，第一站就是直奔唐家岭。
主持人：大学毕业后你没想过在老家那边发展？
邓锟：我是山西人，但是上大学是在云南，所以想到回北京来闯闯。
唐家岭是一个大工地
主持人： 2007年你刚到唐家岭时是什么感觉？
廉思：我们去实地一看，感觉唐家岭就像是一个大工地，处处都在建房子，当地的村民建着各种房子出租。路上走着的那些年轻人一看就能判断出来是大学生，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
当时我们就觉得唐家岭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觉得这背后还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
主持人：那“蚁族”的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廉思：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最早用的学术名称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名字过长，尽管它很形象，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但是它太长了，不容易传播。
后来我们有一个同学看到一本书——《蚁呓》，那本书是通过描写一个蚂蚁来模仿一个人的奋斗，写一只蚂蚁它的繁衍，它的生息。我觉得里面有些话特别像我们研究的那些大学生群体：我很小，但是请你也不要随意的谈趣我，我也有我的尊严。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用“蚁族”这个名字来概括这个群体，当然使用之前我们也有疑虑，因为历史上没有谁用动物的名字命名过人的群体。我们担心用动物的名字命名人社会接受不接受？能不能认可？现在看来，网友们都高度认可这个概念，而且非常喜欢，对此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蚁族”这个名字非常形象。因为蚂蚁很聪明，但蚂蚁又很弱小，踩一脚就死，但是不重视蚂蚁也会酿成灾害，中国有一句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之后网友们又自发的想到很多跟蚂蚁有关的词，比如创造了“化蚁为蝶，现实如蚁”等等词汇。进过这些演化，“蚁族”这个概念的诠释就更加准确，更加贴切形象了。
聚居村没有带头大哥
主持人：这个名词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廉思：好多网友们觉得这个名字有它的价值，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蚂蚁虽然也是呈聚居的状态，跟这个群体很像，但是蚂蚁也有一些不同点。比如说蚂蚁它在蚁穴的内部分工是很明确的，工蚁、兵蚁还有蚁后。有人问我在聚居村有没有这种形象？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蚂蚁不可能和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完全一样，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完全对应上不可能的，我们起这个名字主要是抓的是共性来描述这个群体。当然肯定是有差别的，共性是主要的，差别是其次。至于里面有没有蚁后？这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要避免这个问题呢？
廉思：我们认为聚居村没有带头大哥的出现，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社会隐患，目前来看也没有这样的蚁后这种形式的人物出现。
主持人：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您出书了（注《蚁族》一书），您可不可以简要概括一下，他们（“蚁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廉思：第一个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受过高等教育。
主持人：像邓锟这样两三年刚刚大学毕业。
廉思：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以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五年以上的只占8%。它还以80后为主，80后占到这个群体的95%以上，基本上80后，所以它是毕业五年内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
他们的平均工资在1956元，这个工资是大大低于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和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的，北京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是3700多元，是“蚁族”的两倍，所以可以界定他们为低收入群体。
而且“蚁族”家庭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县级市，来自于农村的50%多，县级市的30%多，来自省会和直辖市不到8%。
第三是他们在物理状态下呈现一种聚居的生活状态，以聚居村的形式存在。聚居村因为生活资料比较便宜，交通相对便利，导致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当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时就在城乡结合部形成聚居，我们初步统计显示北京的聚居村有大概10个左右。
整个“蚁族”在北京十几万人。我们调查的是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京这五个城市，我们北部选北京，东部选上海，南部选广州，中部选武汉，西部选西安。我们这本书(《蚁族》)出来以后，全国的媒体还有网友自发掀起了发现“蚁族”，寻找“蚁族” 的活动。我们发现太原有“蚁族”，河南的很多报纸也报道了郑州“蚁族”的生活方法。
主持人：“蚁族”在每个大城市都是存在的。
廉思：好多地级市都有，《焦作日报》也说焦作也有“蚁族”，南京也有，好多中等城市也有“蚁族”。很多年轻朋友说，廉思你认不认同现在有把“蚁族”泛化的理解，（大家觉得）只要是受过高等教育，低收入，在大城市住，漂着就是“蚁族”，你同意吗？我说我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只要时代接受它，认可它，我就接受，主要看时代接受不接受。
主持人：刚才廉思提到了“蚁族”有三个共性的东西：刚毕业三五年，收入偏低，都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县级市，邓锟你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邓锟：对，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属于县里的，在山区，我们家里的信息这些方面会闭塞一些，从那儿出来，都是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县级市这样的地方。
“蚁族”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强大
主持人：我13年前也是“蚁族”，当时就住在清华大学旁边前八家村，我们那会儿也是聚居，但是很快乐。那会儿汽车、房子没有现在这么多。
现在“蚁族”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穷二代，富二代心理上的差距是不是很大？人家生得好，天生就有房子、有车子等等等等，这些对穷二代人精神层面上的打击会不会很大？
廉思：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蚁族”虽然物质上很贫乏，但是精神上确实很强大。他们都很坚持，他们有梦想，他们对未来有非常美好的憧憬。
说实话，现在要在这个社会成功可能不是很容易，有很多因素。但是他们毕竟坚守着自己的梦想，而且在为这个梦想一步一步在努力着，所以这也让我们的调研员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的调研员有时候是带着一种拯救弱者的心态去聚居村的，原来我们想可能会过得很苦，结果发现“蚁族”朋友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主持人：（调研员）是不是需要平视的状态跟你们交流或者对待你们？
邓锟：对，刚开始采访我们的很多人都是在校学生，所以我们可能把他们看作弟弟妹妹或者是作为一个朋友。
廉思：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蚁族”跟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我们的研究顺利进行。我带的团队全部是80后，虽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但是大家都能聊到一起来，而且越聊越开心。
那个时候我们的调研员跟邓锟一起住，一块儿聊天，一块儿做饭，一块儿买菜，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主持人：就像自己的同学和哥儿们一样。现在随着关注度提高，你希不希望一些人带着优越感跟你们采访和交流？或者说这对你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一种刺激？
邓锟：我觉得一个人他做出的一个选择可能更多的是要自己去努力。条件好的人也有很多，我们不能跟他们攀比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认同的一点是经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自己以后的命运，这样可能是最关键的。
政府关注让“蚁族”们很担心
主持人：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廉老师，通过你这两三年跟 “蚁族”接触，他们会不会对外界的刺激，特别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反应强烈呢？
廉思：这个我们一直也在反思，包括我的研究团队，我们也在反思。如果做第二本《蚁族》的话，我们主要是批评自己，我们在研究中有一些东西确实要反思。比如说我招募的这些研究员好多都是北大和人大的学生，他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视角是不是正确？他们是不是太多太多从上往下看的这种东西？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廉思，我们应该感谢你呢还是应该埋怨你？现在去唐家岭的媒体很多，政府也开始大量关注唐家岭，说要给唐家岭修路，建白领公寓，（这让）“蚁族”们很担心。
主持人：担心什么？
廉思：担心他们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唐家岭的房价也要涨了。政府一开始投资修路，盖房子，一整治，房价肯定要涨。因为环境好了，相对房价就高一些，这几万人又要被迫搬到离北京更远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也很困惑。我都很难说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我自己也在好好反省。
主持人：应该是一个好事，起码媒体关注了，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对待，这个问题能引起重视就很好。但是其他报道说，除了房价之外，聚居村还有其它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收保护费？邓锟你有没有这样经历？
邓锟：其实在唐家岭的治安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
可能唯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他们收取水费。水费是应该收的，只是他们的方式方法不是很恰当，或者说会有一定的歧视在里面。
主持人：什么水费？
邓锟：每个月（外来人员）要交10块钱的水费。
廉思：每个月收的时间并不固定，这个月10号，下个月可能15号，因为我们当时去做（调查）的时候，他们以为我们是记者，把我们的相机全部都没收了，他自己可能也觉得在程序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上可能有欠妥的地方。他们很聪明，几条街的票（注：外来人员的水费票）印得都不一样。
邓锟：票印的都不一样，基本上在各个路口都会有人去收、去查。其实唐家岭并不大，但是很多人在每个路口去收，并不是说你交不交这个钱的问题，而是你感觉你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些人，都会管你要水票。
廉思：好多人对这个有意见，有人因为不交也被打，我们在调研中也听到过不少。不管你（在唐家岭）住几天，住一天也要收，有的同学可能借宿一天，那也不管，那也必须交。
主持人：就是说“蚁族”在生活过程当中也面临着纷纷扰扰的问题。除了水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邓锟：还有一个关于公共汽车的问题。昨天回唐家岭的时候，有一个私人的小巴把公交车堵在后面，因为它（小巴）没有拉到人，它就堵在那里，直到到最后看没有人上他们（小巴司机）的车以后，他们才走，大家又开始上正规的公交车。
公交站有四个人，专门负责推人
主持人：从照片上看，你们每天的公交会很挤，是公交线路少吗？
邓锟：主要是路的问题，可能是路的宽窄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会占路、占地，这样就导致公交车过来的时候，如果要是两辆车错开的时候稍微时间长一点，就开始堵起来了。基本上很容易堵车，每天下班的时候都会遇到堵车的问题。
廉思：唐家岭实际上就是一个双向两车道，一个进，一个出，很窄。公车太多了。我们去唐家岭调研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廉思你要是不挤几次公车，你就不叫来过唐家岭，你没有感受过我们的生活。
邓锟他们要是想早点上班，5点多钟就得起床，因为人太多，挤不上去。这里公交站有四个人，专门负责推人的，关不上门，就给你推进去。交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般他们要到西直门地铁站怎么着都得一个小时。
邓锟：如果要是不堵车的话可能快一点。主要是唐家岭从南站到北站过一条街，最怕的是这一段堵车，只要这一段堵车，你的时间没有办法计算。
一般人他们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要是坐地铁，他们的时间可以自己计算，大概可能预留出来。而我们出唐家岭的这段时间是不可预测的。
“蚁族”就业难跟扩招有联系
主持人：廉思通过你调查，“蚁族”聚居村一般的就业率高吗？
廉思：不高，在“蚁族”中调查，失业的比例将近20%，有五分之一是没有工作的。
主持人：那五分之四找到的是什么工作？
廉思：电子器材营销、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都是门槛低的工作。“蚁族”都是在频繁换工作。一般像我们换工作比较慎重，我换工作肯定要好好考虑，找一个职业更好的或者是前景更好的，但是“蚁族”他们经常在换工作。他们一年可能要换几次，有的换几次，这次是1900元（月薪），下次1800元，下次又1900元，再下次是1700元。
“蚁族”也迫切的需要职业培训。我们问卷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高等教育社会是否给你带来了知识技能的提高或者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选择的（答案）是：高等教育给我带来了文凭，就是一张纸。
主持人：这些人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一个拷问，这些二三流学校出来的学生就不是国家的栋梁吗？你们跟教育机构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廉思：我们原来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调研中也有北大、清华、人大的，里面的调研员，211工程（注：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学校占到10%，90%是非211工程大学毕业的。
我们关于聚居村的调查时2009年，调研结果显示“蚁族”以毕业5年的大学生为主，2009 年往前推5年是2003年，1999年我们国家大学实现扩招，2003年正好是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第一批扩招的时候，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不太好找工作，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给自己的师兄师姐说你住在哪儿，然后说住在唐家岭。2005年（聚居）已经有一定的规模，20007年我去唐家岭规模更大了，现在更严重。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蚁族”的就业状况和劳动保障的状况更加严峻。这跟教育扩招可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里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就业已经市场化了，但是你的招生还是按照计划的模式在招生。
有很多人质问“蚁族”，说你不想回老家吗？你为什么在北京？回老家可能更有天地。那“蚁族”他们说，廉思我学国际关系的，我学国际贸易的，我学电子编程，我学文化管理的，我回农村干什么？我觉得自己连一个做农民的能力都没有，很尴尬的。
我曾经去德国考察就发现德国的职业教育做得非常好，一个技工在社会受尊重的程度比本科生还高。
主持人：德国教育是一种应用式教育，我也去过戴尔公司，他需要这个技术工人在那里开一个班，三天之后这个班都接过来了。像邓锟这样就不需要来北京了。
廉思：其实现在中国最缺的是技术工人。高中生好转型，高中生可以有职业教育、中专、大专，如果把这些高中生都培养成本科生（就不可行）。因为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本科生做的，最近英国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英国政府想把英国所有的护士，他们原来规定护士都是大专学历，想提高成本科，结果遭到了英国社会的一致反对。
主持人：原因是什么呢？
廉思：因为护士没有必要是本科学历，他不是医生，不是大夫，只是护理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需要本科生，（相比之下）高中生更好转型。而且（大学）在专业设置上有问题，你设置的这些专业没有做过市场研究，到底招多少人，能不能招，招了之后去哪儿，不是根据市场来的，而是拍脑袋想。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的二三等大学往往招生的时候只想到招生，对于我们就业问题的思考比较少或者是没有想到更好的出路。
邓锟你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当然想报清华、北大，但是你考上的学校也不是很差，你到这个时候，想没有想到当初会是这个结果呢？上大学是什么感觉呢？
邓锟：当时上大学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
主持人：你读的什么专业？
邓锟：生物医学工程。但是毕业以后要找工作它的要求程度很高。因为我们学的是电子信息类，一般要做技术工程师之类的，如果要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的话，要求的一般来说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首先有一个学历的标准，你没有这个门槛，他们一般是不会叫你去面试的。
我倒是很有幸，2007年去了美国GE公司，当时因为真的很缺人，叫我去面试，但是很遗憾我没有面试上。出来的时候我就比较沮丧，后来在一家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仪器的操作员是专科学校，是上海医疗器械的专科学校毕业的，但是他可以去操作那个机器或者说他知道怎么样去操作，但是那个机器，我只是见过而已或者只是听说过而已，我对于能力上，真正的技能方面，我的确跟他（那个专科生）相差得特别多。虽然他是专科生，而我是本科生。
主持人：你还倒不如他。
邓锟：最后只能是他做技术员，我做市场。
主持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一个好的机会。文凭这个门槛导致你没有这个机会？
邓锟：因为我们电子信息类做操作性的一些东西，实际动手能力可能要比你的文凭更为重要。
主持人：那你这个公司前提要设置一个文凭。
邓锟：对。
主持人：这导致好多人被拒之门外。
邓锟：也有一些是这样的。在找工作的时候，开始我的选择方向基本上都是跟专业相关的一些方向。但我发现这些工作不是很好找或者是做不了的时候，就只能是把标准相对来说降低一些，就扩大到相关行业。可能想着销售可能也能做一做。
主持人：是被逼无奈的吗？一开始还坚持自己的专业，后来涉及到生活，要交房子，所以你要做销售。
邓锟：因为我是学技术的。
主持人：那你现在找到的工作是什么？
邓锟：我现在还在找。因为之前我的经历可能跟一般的找工作的人可能还不太一样，我在2008 年的时候跟朋友在云南做了一家公司，现在在北京找工作可能主要是要负责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费，因为是自己办的公司，可能资金方面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就需要我自己去打工赚我自己的生活费，可能还需要再帮云南公司那边还会去谈一些项目。所以比较麻烦，很折腾。
廉思：刚才邓锟说的我也很有感触，我们在问卷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你认为高等教育缺失什么”？很多我们的受访者提到了“实用性技能”，缺“待人处事”的这些东西，社会上的交往能力他们也感觉很缺失，他们也迫切的需要在职的一些培训。
而且你会发现，工作几年以后他们有一个瓶颈期，老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跳，1800元、1700元，又是1800元，他有一个瓶颈过不去。
主持人：你认为应该怎么才能提高呢？
廉思：我们认为政府有一些要做的。像农民工政府实际上给了一些培训的条件和机会，这些大学毕业生应该给他们一些在职教育，因为他们在社会上，他们更知道自己缺什么。
本身高等教育也有问题，在学校里教课的很多老师，他本身的实用技能可能就不强，而他教的又是实用技能很强的学科。
主持人：就像邓锟一样。
廉思：像有的学新闻学，好多新闻学院的教授写东西可能都不如有的记者，新闻学很需要实践，你只有理论是不行的，高等教育本身也有问题。他们到了社会上以后，可以给他们搞一些在职培训，让他们更好的提高，包括英语，包括各方面的技能都是可以的。
“蚁族”问题涉及到成千万上亿的人
主持人：给咱们这些培训机会和实践机会之后，他们知道哪里缺的补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蚁族”的问题，北京有10万人。
廉思：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调研，估计数据马上就会出来。因为现在各个地方都报出来，包括地级市都有。
主持人：比以前庞大得多。
廉思：“蚁族”不光是几百万人，有的网友说那也不多，比农民工还少，但是“蚁族”在大城市过得再苦，在家里也是一个宝，一个“蚁族”不是几百万人，而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一个“蚁族”涉及到的人是成千万上亿的人。
主持人：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蚁族”的教育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一些管理者总结一下。“蚁族”这群人包括邓锟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正是一个青春壮年期，他们找女朋友都没有隐私了，好多人聚居在一起，过二人世界的事很难办了，这种情况是很多吗？
廉思：小月河的聚居形态是一个宿舍的形态，一个宿舍有7、8个人，其中有一对是情侣，也影响自己的生活，也干扰了别人的生活，比较尴尬。有的时候说实话，生理的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最底层的，你要是处理不好更不要谈高层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了。这个问题也得影响，因为“蚁族”毕竟是20多岁的年轻人，跟其他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很多情况不一样，下岗职工是50、60岁，在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对于“蚁族”更多的是希望，对于下岗职工更多的是养老，处理方式也有不同。
主持人：基本需求，我生存之后还有生理需求，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本身一个大学同学，我老家是长春的，他由于长相上有一定的缺陷，毕业一年之后，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女朋友也没有，这样产生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上有点偏激，结果有一点他在一个网吧就跟人争吵了，结果他把人给杀了，结果现在这个人就失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人的基本需求达不到之后，他可能产生一些社会问题。“蚁族”在一段时间内5年内，如果解决不好，会不会产生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您觉得。
我更关心“蚁族”梦破了会怎么样
廉思：我们想的是这样，我们更关心的是“蚁族”梦破了之后会怎么样，“蚁族”属于穷二代，相对挫折感比较强，我们书里讲到了郑常军的例子，郑常军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他的一个北京的同学已经有车有房了，他还住在小月河这个地方，聚会完了之后北京的同学说了一句话，你要去哪儿，老子带你一程，这句话有点刺激他。唐家岭也是这样，大家都看到路边的别墅、小车相对挫折感比较强，这些需要心理干预，也是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邓锟你跟这些“蚁族”接触比较多一些，这些人的挫折感很普遍吗？
邓锟：是会有一些，我周围倒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可能自己经常找不到工作或者是经常要换工作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茫然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说做什么都提不起他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主持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邓锟：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可能满怀信心而来的，但是接受的是一次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像在唐家岭或者是自己的圈子一般不会很大，一般都是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同学这样的一个圈子。
主持人：唐家岭虽然是一个大聚居区，但是个体的小圈子是比较小的。
邓锟：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自己交流或者是交流不是很多，也有自己一个人来北京闯的，那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每天下班以后只能自己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上上网。
廉思：在邓锟来说他们很不容易的，好多“蚁族”不敢跟家里说自己在北京过的这样。
主持人：这些“蚁族”只是对家里报喜不报忧。
廉思：邓锟不会告诉家里，让家里人很担心的。我们出版这本书有好多80后的父母也在网上留言，打来电话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了孩子在北京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很多人以为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人了，他们也不想让孩子回去，因为孩子在北京工作可能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邓锟他们也不想告诉家里人，我们过得很好，不要担心。今年春节我跟他们一块儿过的，实际上他们还是很想家的，有的时候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回家。
主持人：钱不够？
廉思：回家是能回，但是回家了还要给很多钱，给小侄子，小外甥，父母还要给钱，这个钱承担不起。
主持人：邓锟这一代80后大学生，他们好多是一家独子，好多人是单的。你刚才也提过，是娇生惯养的，我也是父母手中的宝，突然之后脱离了父母，他要单飞，他考上大学之后，他是父母的骄傲，他是这个村里的骄傲，甚至是这个县城的骄傲，但是他的父母因为这个在邻居面前很有面子，突然因为现实问题，孩子毕业之后到北京，告诉父母我过得很好，很多东西是自己在承受着，托着父母的这个梦想。
邓锟：就像现在在家里头，一般家里人都会问说，你儿子现在在哪儿，现在工作怎么样，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或者是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家里头那面，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可能就是结婚得也比较多。
主持人：有的同学都有孩子了。
邓锟：大家都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家里人也会经常去问的时候，我们只能是说自己还不错，还挺好。自己努力奋斗，自己来打拼自己的世界。就是这样。
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我只是尚未成功
主持人：这种现象不解决，特别是25到30岁之间的人多一些，这些人是不是好多人没有结婚，同时他也没有真正的有稳定的职业，是这样吗？
廉思：未婚的比例是很高的，93%都是未婚。其实我们的书里也有这个数据，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的比例达到67%，而全国成人的平均的性生活的频率是一周一次，我们认为包括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东西，而且有些人不跟父母说，朋友也很少，他们通过网络来宣泄。一方面通过网络的宣泄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出气孔，可能避免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他心里很难受，被房东骂了或者是被收水费了，他在网上倾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虚拟世界中的生活并不是很正常，长期依赖于网络也并不好。
主持人：他正常的生活都没有了，像邓锟这样就是在家娶妻生子了，但是他们忍受，基本的性生活都没有了，时间久了，还会有社会问题的。
廉思：对，80后大学生的群体还原他们真实的面貌，原来他们对80后是被搞垮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去年又说80后是汶川一代，坚强的一代。我们要还原80后一个最真实的面貌，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也不是像你们夸得像花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苦还在聚居村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有梦。在小月河他们最崇拜的是王宝强，我也跟他们说，王宝强跟你们其实不是一类人，因为王宝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最早在北影厂门口当群众演员后来成功了，为什么觉得跟王宝强之间有共鸣，因为王宝强成功了。当王宝强要出书讲小月河的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去买，要去看。他们对于成功和未来的那种渴望也是我们深刻体会到的。
主持人：这个观点邓锟也提到14页，你怎么说的那句话？
邓锟：我不承认我是失败的，我只是尚未成功。
主持人：应该怎么看待80后这个问题。30年前，我记得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好多人没有出生，我也刚出生没多久，潘晓在《中国青年》发表《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你们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邓锟：对于这个来说，我认为是这样，自己的选择，尽管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们在心理上或者是在思想上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因为进入社会的话，毕竟和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一段时间来慢慢自己在思想上要成熟起来。而自己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必须得要把它相应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你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你要自己做好准备去为之奋斗，而不能说是去逃避。因为所谓的说是路越走越窄，应该说你越来越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主持人：目标更明确了。
邓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理解。因为越往后的话，大家都是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自己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在唐家岭或者是像我们这一代的人，现在自己选择北京或者是自己选择在这里奋斗的时候，可能自己还并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当自己成熟起来以后，可能自己明确自己的目标，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以后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廉思：像邓锟说的我也很有感触，因为跟我们接触的也有很多“蚁族”也有这种声音，《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明年正好是潘晓30年，潘晓在1980年，明年是2010年，最早潘晓发出这个呼号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初，刚刚开始，实际上潘晓当时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当时毛主席确立了一种价值观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改革开放刚一开始的时候，当时他说“时代在前进，可是我感受不到它的有力的臂膀，人们都说世界上有伟大的誓言，我也触摸不到”。
潘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人人为自己，这个社会才能发展”。我都为了自己好，这样社会自然就好了，大家都好就好了，它得出来的是利己的价值观，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包括现在重新呼吁承担社会责任。我相信到2010年，改革开放应该带给当代青年更多的东西。
30年前潘晓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该怎么考虑自己的前途。30年后，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向当代的青年更好的反思自己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己该怎么走以后的路。因为很难想象在30年前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的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会掀起了中国几千万青年的大讨论，《中国青年》当时收到了几千万人参加了讨论，号称中国当代青年的第一次思想洗礼，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让大家更好的思考自己，反思自己。
王宝强给城市边缘的大学生点燃了一盏灯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潘晓可能在80年给青年点了一盏灯，同时通过“蚁族”，通过王宝强给我们好多现在在各大城市边缘的一些大学生点燃了一盏灯。我是73年出生的，我是九几年毕业的，当时我们刚毕业也是跟你们一样，遇到很多问题和彷徨，虽然没有你们现在压力更大一些，当时也是奔着未来一定会好的，我们坚持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的问题，这群大学生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那会儿我们在家都是几个孩子，有一个团队。
廉思：那会儿大学生也值钱。
主持人：这群人将来他们怎么办。就像《中国青年》那篇文章《青春向下》，我觉得心应该向上。这群人怎么树立他们的未来？
廉思：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社会上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平等的机会。本身出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因素，可能你无法选择你的家庭，无法选择你的相貌，无法选择你出生时候的财富。社会应该给予公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不应该被任何一种人或者是力量剥夺，所以社会创造的是公平竞争的一种机会，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中国新闻周刊》的篇首语，“大学毕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形态逐渐浮现，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他觉得自己有奔头，能流动，尽管我穷，但是我们有目标，而且这是能看得到的目标，而且能实现，而且里面有人能实现了，摸得到的力量。他是可以摸得着的，可以看得到的。”里面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群体还有对社会来说这都是好的。
主持人：社会还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邓锟你觉得从你就业，你希望社会给你们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邓锟：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更看重一些能力或者是给一个可以实践的平台，这样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一纸文凭就被拒之门外或者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主持人：不能单看文凭，要看个体发挥的能力。
邓锟：因为现在是存在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现在找工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在筛选简历的时候，据我的了解，他有一些像人事部门他们去筛选简历的时候看学校，看文凭，他有一个时间截止，我只要前面几封，后面我就不看。
这样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大家会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希望，不会说给自己定位定得稍微低一点或者是找一些一般只是一个要吃饭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职场规划，只不过是自己要实施起来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廉老师第二本书可能要马上开始了，大概时间是多长时间？
廉思：我们想第二本书是明年春节后，第二本书，一个是好好要思考，一个是我们要吸引一些普通学校的学生来参加，可能他们的视角更平实更不一样，看到他们的问题可能更有亲和力，包括他们的视角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也会把有一些网友包括社会上对我们正面的理解和负面的都会列上，我们想通过这些意见的碰撞也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大家对一个概念是褒是贬，是支持还是反对，也同样体现出这个社会主流的东西，到底社会对这个现象怎么认识，我们也收录进来。我们还想做其他城市的，我们正在做上海的，其他城市的踩点工作已经完成了，基本确定了聚居村的方位，有的城市调研员已经选好，下一步我们发放问卷做深访。还有很多网友说开设一些“蚁族”公社的网站，做一些“蚁族”的口述史，这些问题都会流传下来，毕竟积攒了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的青春和喜怒哀乐。
主持人：现在多少人给你调研，调研也需要资金的。调研有人支持吗？
廉思：原来没有人支持，但是现在我申请了国家课题，几万块钱，一共花了将近12万块钱，北大资助了三万，后来自己垫了4万块钱，一共是12万，现在宽裕一些了，因为有国家项目的资助，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动力了也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一种肯定。
主持人：那你这个调研包括“蚁族”现在越来越大，有关部门找你或者是重视这个问题吗？
廉思：因为我们做这个书之前，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有些问题进行立法调研工作。比如说像唐家岭一些农民盖房子，比如说四层楼，比如说看旁边盖了八层，想加盖四层，不是把四层推了，想在上面再盖四层，变成八层，农民的好多廉租房的制度汇集不到这个群体，因为廉租房是有户口的，好多政策方面的调整，包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已经开始立法在调研工作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应该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蚁族”的故事全部是原生态的
主持人：现在有网友质疑，你们“蚁族”是不是把聚居村这一帮大学生的苦难放大，而钱说少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是很原生态的反映还是？
廉思：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原生态的，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不一样，因为也有人说这是人生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苦的过程。本身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也希望一个苦的过程当中少一点，一个方面是苦后能够尝到甜。很多人说廉思你这里面是不是写得报告文学，里面好多人都是做过传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到什么程度？原来这个文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真的，非常真实，我们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感动很多人，并不是我们课题组写得好，当然我派去的课题组可能文笔也不错，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而是故事本身就很感人，很多“蚁族”有更好的故事，但是因为篇幅所限不能都收录进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就在“蚁族”中发生。
主持人：您看这个《蚁族》是真实反映了你们的情况了吗？
邓锟：我觉得这本书是真实的，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把采访我们的记者作为一个倾诉者，我们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是最真实的一些事实去说出来。比如说类似于传销这样的，可能在别人看来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经历，自己被人骗过的经历。
主持人：这个还是很真实的反映了你们现在的情况。
邓锟：只是我们像廉老师说的，我们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真的很强大，因为我们很坚强，我们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梦想，并且是一直在努力去做。
主持人：今天用邓锟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们还有目标，我们继续努力去做”。
今天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请了廉思谈了“蚁族”目前的现状以及它下一步的打算以及邓锟谈的目标还是存在的。不是说我们青春是迷茫的，我们的青春是有方向的，只不过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我们的“蚁族”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大家都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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